若Raymond接受王先生提供的利益，並同意向其僱主（即檢測機構）提交載有虛假結果的檢驗報告，則有可能觸犯《防止賄賂條例》第9條。即使不涉及任何利益，若Raymond故意提交虛假文件以欺騙僱主，亦可能觸犯《防止賄賂條例》第9(3)條。王先生作為行賄者，亦可能觸犯《防止賄賂條例》。

儘管利益是在香港境外提供，但若有任何賄賂行為（包括未經許可提供、索取、接受、承諾或同意接受利益）是在香港發生，例如向其香港僱主提交虛假檢驗報告，即屬《防止賄賂條例》的管轄範圍，可根據該條例進行檢控。

作為獨立第三方檢測機構員工，Raymond必須保持公正及專業獨立，拒絕接受受檢機構過於頻繁或奢華的款待，以免造成實際或觀感上的利益衝突。他亦須嚴格遵守公司有關接受利益及款待的政策。

向境外公司索賄也會被檢控

雖然方先生索賄的對象是香港境外公司，但方先生以更多生意作餌，發放短訊要求對方將貸款存入自己妻子在香港的銀行賬戶，這可能已觸犯《防止賄賂條例》第9條索賄罪。

營商者必須留意，只要賄賂過程的任何一部分在香港境內發生，包括承諾、協議、索取、提供或接受未經許可的利益，亦可能觸犯《防止賄賂條例》。

直接或間接受賄仍屬違法

根據《防止賄賂條例》，借貸是利益一種，無論利益是直接給予索賄者，或間接給予跟他有關的第三者，例如在個案中，假若內地草藥供應商答應將貸款存入方太太在香港的銀行賬戶，只要證明該賬戶為方先生所控制，或最終受益人為方先生，方先生亦可被視作已收取利益。

根據《防止賄賂條例》第9條，主事人（在本案例中，即玩具公司）的許可必須在代理人（即鍾先生）索取或接受利益前批出；否則，代理人須在收受利益後於合理可能範圍內盡快申請事後批准。同時，主事人在給予許可之前，必須仔細考慮申請的詳情；這樣，有關許可方為合法。

鍾先生的公司就代理人收受與公事有關的利益方面並無明確政策，換言之，事發時鍾先生尚未獲得公司許可收受回佣；此外，因為鍾先生亦沒有在收受回佣後盡快向公司申請事後批准，加上並非全部股東都知道及准許鍾先生收受回佣，故此鍾先生所收受的回佣，不能被視為已獲得主事人的許可。

部分公司股東肆意指稱他們已批准鍾先生收受回佣，但卻未能說出許可的具體內容及範圍，而公司亦沒有任何關於收受回佣的紀錄，他們亦沒有顧及此舉會對其他供應商構成不公平競爭，違反《防止賄賂條例》第9條的立法精神及要求，故此「主事人許可」不能成立。

由此可見，任何機構都應主動規範各級職員接受利益的情況，並以書面方式清楚列明公司的立場和政策、可收受的利益及其上限價值、收受的先決條件、申報程序及查詢渠道，讓員工可安心按規章辦事。

根據《防止賄賂條例》，代理人亦包括公司的個別董事。在上述案中，梁先生作為董事以代理人身分蓄意利用虛假文件欺騙及誤導主事人（即公司），觸犯了《防止賄賂條例》第9 (3) 條。

梁先生提供虛假資料，誤導運輸公司東主，亦可能觸犯偽造帳目及訛騙罪。

根據《防止賄賂條例》，公司的主事人是整個董事會，而個別股東或董事則屬代理人身分。個案中，周先生乃股東之一，身兼廠房的受薪總經理，因此他是一名代理人。周先生須獲董事會的同意才可以在公事上索取或收受利益。

根據《防止賄賂條例》第9條，收受利益後，代理人須於合理可能範圍內儘早申請事後批准。同時，主事人在給予許可之前，必須仔細考慮申請詳情，有關許可方為有效。

周先生的公司未有事先訂明代理人可否收受與公事有關的利益，調查期間，周先生辯稱曾知會其他股東，回佣是用以補貼內地應酬開支，但事實上周先生只是與其中兩位股東在閒談中提及，董事會並沒有商議或正式通過有關安排，更遑論備存任何有關收受回佣的資料或處理記錄。換言之事發時，周先生尚未獲得公司同意收受回佣。收受回佣後，他也沒有儘早向公司申請事後批准，故此周先生收取回佣並未獲得主事人的許可。

為保障公司及持份者利益，任何機構都應主動規範董事會成員及各級職員接受利益的情況，並以書面方式清楚列明公司立場和有關接受利益及款待的政策。公司政策亦應詳列申報程序及查詢渠道，讓員工可安心按規章辦事。

在香港，根據《防止賄賂條例》，任何代理人（一般指僱員）如未獲主事人（一般指僱主）批准，私下收受利益，作為影響與主事人有關業務的報酬，即屬違法。此外，如果可以證明賄賂行為的任何部分是在香港發生，則仍有可能會受到《防止賄賂條例》的監管。雖然鍾先生是其中一名股東，但根據法律他亦是一名代理人，所以收受利益前必須獲得公司的同意。

私營機構應主動規範各級職員（包括董事）因處理公事而接受個人利益的情況，並以書面方式清楚列明公司的立場和政策、可收受的利益及其上限價值、先決條件等等。有關政策亦應詳列申請程序及查詢渠道。

此外，為確保能以合理價錢採購品質優良的生產物料，以及防止職員在採購過程中濫用職權或貪污瀆職，機構應制定完善的採購程序，並經常提醒職員必須以公平和公正的準則選擇物料供應商。

根據《防止賄賂條例》第9條，王先生 (僱員)未經其僱主同意而收受利益(即兩間製造商的五十七萬五千元非法回佣) 作為向兩名製造商發出更多生產訂單的報酬，有可能觸犯法例，而行賄者亦同屬犯法。只要賄賂行為的任何部分(例如承諾、協議、索取或接受未經許可的利益) 在香港發生，仍會受到《防止賄賂條例》的監管。故此，王先生在香港的銀行戶口存入賄款，有可能觸犯《防止賄賂條例》。

王先生與製造商的密切關係影響了他履行職務時的客觀性。在商業社會裡，雖然交際應酬有時在所難免，但過去不少案例均説明賄賂行為通常始於以一些小恩小惠作為誘餌，如免費餐宴、禮品等等。因此，機構負責人應經常留意及提醒職員，小心處理與個別供應商或分判商的關係，避免接受他們過於頻密或奢華的款待。

 此外，機構亦應清晰地制訂收受利益政策和要求員工申報利益衝突，並將有關政策知會供應商或分判商。若有職員違反法例或政策，公司應立刻採取行動，並作出舉報。

家強作為地產發展公司的僱員，如果未經僱主許可，接受偉民提供的利益（協助家強的兩名兒子入讀當地一間頂級名校），作為幫助偉民獲得環境研究合約的報酬，便有可能違反《防止賄賂條例》第9條；偉民亦會因此而觸犯行賄罪。

此外，就公司行為守則而言，由於家強與偉民的關係已構成利益衝突。如果家強未有向管理層作出申報，他亦可能會違反公司行為守則。

除了符合公司的規定和行為守則外，家強在選擇可行及最佳的方案時，應考慮以下因素：

1. 是否與誠實、公平及盡責等自我價值觀相符？

2. 可否公開誠實地向他人透露自己的決定？

家強可以參考ETHICS PLUS道德抉擇指引幫助他解決兩難。

百強(旅行社僱員)未經僱主同意接受利益(即偉林提供的三萬元報酬)，以推薦偉林的酒樓列入旅行社的認可名單，有可能觸犯《防止賄賂條例》第9條。偉林亦可能因為行賄而觸犯該條例。

儘管偉林將佣金存入百強太太的戶口，百強依然會觸犯受賄罪。根據《防止賄賂條例》，任何人士即使由他人代其收取利益，亦會被視作已收取有關利益。

縱使賄賂交易始於香港境外，只要賄賂罪行的任何一部分（包括承諾、同意、索取、提供或收取未經授權利益）曾於香港進行，仍然受到《防止賄賂條例》監管。

根據《防止賄賂條例》，免費旅遊、「利是」及賭場籌碼均被視為利益。個案中，若該兩名內地職員未得其僱主同意，在香港境內接受阿標提供的利益而向阿標公司購買醫療儀器，則行賄受賄雙方都會觸犯《防止賄賂條例》。

他們雙方不可以「行規」、「慣例」作為收受利益的藉口，因為根據《防止賄賂條例》第19條，法庭不會接納上述藉口作為行賄受賄雙方的免責辯護，只會以收受利益一方是否有主事人的許可作為依歸。